速看！武汉疫情事件居然藏着这些初试复试必备考点！

木子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3-03-28

去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现已证实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这场将十几亿人关在家中的疫情也揭露了官场、人性、社会等人生百态，作为新传学子，思考疫情背后的传播学知识也显得至关重要。

●健康传播中说服的代沟

在疫情发展初期，如何劝说家人戴口罩成为年轻人的头疼话题，曾经在家族群中转发“外卖害人”“熬夜猝死”的七大姑八大姨，面对你的“苦口婆心”，转身变成了曾经固执的我们。

年轻一代最初知晓新冠肺炎的来源主要是以微博、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相比之下，以爷爷奶奶父母为代表的群体主要信息接收渠道为电视、广播，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也是造成说服困难的主要原因。

数字鸿沟是指由于贫穷、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由于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发达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方面的不平等。就像是存在于60后和90后之间对新冠肺炎掌握信息的鸿沟，这道鸿沟也是60后不愿意戴口罩的主要阻碍。

数字鸿沟的ABCD4个方面表现，具体是指：

1.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渠道（Access）。在此，资金壁垒是信息沟产生的主导因索，而这一壁垒又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经济差异。

2.数字化时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Basic skills）。群体间利用互联网的能力高低不同，享受的实惠也不同。

3.网上所传播的内容不同（Content）。谁主导了网上产品，谁拥有话语权，决定了谁能更好地从网络中受益。

4.个体兴趣与动机（Desire）。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关注信息沟。兴趣与动机与前面三者之间也有着千泛万缕的联系。这四个方面形成着互联网用户在信息获取和利用方面的鸿沟。

在健康面前，90后们并没有放弃“说服”，他们发挥智慧，适应60后们的阅读习惯，制作了他们爱看的土味表情包，这满屏幕的祥和气息是两个群体之间“代际沟”的融合。

●谣言传播与辟谣

随着春运散播开来的不仅是病毒，还有随之产生的谣言，“江苏救援队物资被抢”、“新型肺炎致10万人感染”、“钟南山被感染”等，这些谣言及造成的人员恐慌暴露出我们在管理机制、信息系统、卫生系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中把谣言解释为：“是一种缺乏真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其中两个关键词：未经证实、传闻。而新冠肺炎中的谣言事件也符合这两点，在官方发布之前一些关于救援队以及具体的感染人数并无证据可考，没有人能够了解全部的信息；感染人数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具有明显的“蝴蝶效应”。谣言传播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传播低风险、低成本

谣言散布的形式多是口头传播、人际传播，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谣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谣言的传播几乎是零成本，而且传播后基本无法证明消息来源和传播者。如果肺炎感染人数超10万，这样的信息最初是从谁的口中散布出来的自然无处可考。

2.涉及主题宏大

谣言的主题往往涉及到社会中较高阶层的人物和较为敏感话题。新冠肺炎是2019年底尤其是2020年的重大事件，与每位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紧密联系，上升到国家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

3.扩散迅速、波及范围广

大家对新冠肺炎事件都十分关注，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风吹草动，会迅速传播并成为热点话题。

关于新冠肺炎的谣言主要产生于微博平台，对此，“微博小秘书”账号每天都有辟谣汇总信息一对一发布到所有用户的账号中，发布对象不仅包括关注用户，对于未关注该账号的用户也有推送。每篇汇总包括“重要辟谣”、“武汉辟谣”、“地方辟谣”、“综合性辟谣”以及“公安网警辟谣”等板块。

●疫情报道中的大数据

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在疫情传播的过程中，大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疫情检测、排查、疏导等各方面都是有效手段。

在疫情爆发之后，数家等互联网公司陆续通过数据和技术能力，给全社会提供了大量数据支撑。例如票务平台12306，利用实名制售票的大数据优势，配合政府提供确诊病人的接触者信息，对同乘、同购、同行旅客的信息进行分析提取，供防疫部门参考。

另外，利用大数据分析还可以看到人群迁徙图。例如，百度地图推出迁徙地图总结描绘出了全国春运人员迁徙热力图。

支付宝、丁香医生、微博等平台都有实时更新全国疫情数据，同时绘制了全国疫情地图，帮助人们迅速了解疫情发展状况。

另外，人民日报与腾讯看点合作推出的周边疫情信息查询工具，能够根据用户定位查询附近确诊病例地点、人数以及具体距离，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信息的公开并缓解了公众的恐慌。

在应对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传播，有效阻止疫情蔓延上，大数据技术的力量日益凸显。

●第三人效果下的药物疯抢

新型肺炎在引起人们恐慌的同时，也导致了口罩和大量药物的脱销，对病毒了解不深使人们陷入焦虑，任何能够预防病毒的东西都被抢购，从最初的口罩，到后来的“双黄连一夜脱销”，这背后都有“第三人效果”的作用。
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森在《舆论学季刊》发表题为《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他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戴维森把这种现象或这种影响机制称为“第三人效果”。

通俗来讲，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别人”。当媒体报道“双黄连口服液”对于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受众会下意识认为这则报道会对他人产生较大影响，大家都会去抢购。但是对于病毒的恐惧，会使他反过来害怕“别人有药，自己没有”，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双黄连口服液”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参考文献：

[1]谢倩虹,石德万,朱丽珍.信息社会中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行为及其援助[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05):54-56.

[2]何秋红, 李莹莹. “叫魂”谣言的传播过程及启示[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v.37；No.344(7):203-205.

[3]人民数据研究院.大数据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应用[EB\OL].人民数据，https://mp.weixin.qq.com/s/QfaN-txAnHMSTf4-qyF0aQ

作者：木子

编辑：木子

主编：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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